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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初老人行世攝化印跡

深入經藏探索綱本作育僧才、樹立農禪風範

在大時代的洪流中,東初老人對於聖嚴師父來說,本來只是當代一位可欽的前輩、長老,但是在1959年,台北新公園舉行的佛誕節慶祝大會上,二人的生命開始有了交集。

二人正式見面雖是在1959年,但其因緣可追溯至1948年。當時聖嚴師父正就讀上海靜安佛學院,倉卒間即與正遊化京、滬的東初老人有過一面之緣,而後到了台灣,師父也曾於北投法藏寺向正在閉關的老人拜年。因此,嚴格說起來,此次會面已是第三次。

由於在會面之前,聖嚴師父已用「醒世將軍」的筆名在《人生》雜誌上發表了許多文章,所以一經當時擔任《人生》雜誌主編性如法師的介紹,東初老人立刻對師父留下深刻的印象。此後,二人不但成了師徒,老人也成為影響師父至深的人。  

東初老人的一生行誼可分三期:一為中國大陸時期(1907~1948年)、二為台灣前期(1949~1966年)及台灣後期(1967~1977年)。在大陸時期,老人不但完成佛學院學業,又因親近證蓮老和尚而對禪定有了更深的體會,無論是戒、定或慧學,均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而在焦山定慧寺擔任監院、方丈及佛學院院長時,更展現了他治事和教育的卓越才能,思想、志業均已趨於成熟。到了台灣後,老人延續大陸時期的基礎,在飄搖的時勢中更加堅定於佛教文化的出版,並且為弘揚正法而四處奔波。一直到1967年,老人受聘為中華學術院佛學研究所顧問,開始減少外務,專志於佛教史學的著述,轉為沉潛傳承的階段。

人間佛教的思想情懷

東初老人出生成長在戰火頻仍的年代,面對的是動盪不安、人心混亂的社會現況,他深信學佛不僅是為了出世的安樂或個人的解脫,而是具有改善社會現狀的積極意義。因此,「佛教在此時能做什麼」成為老人不斷思考的問題。

1931年,東初老人首先省思到文化傳播的力量,於是開始寫作論述,並先後發表文章於《海潮音》、《人海燈》、《佛教日報》、《妙法輪》、《覺有情》等佛教刊物。繼之9月18日東北事變突起,老人一改傳統出家人避居山林的形象,起身代表閩南佛學院參加廈門各大專院校的抗日運動,其優異的表現,令社會人士對佛教徒,尤其是對出家人的刻板印象有了新的轉變,而這一行為似透露出老人已深刻體會到當時佛教的困境,並欲起而改變革新。

東初老人一生文化出版、改革僧制的弘化志業均在這一年現出端倪,此後,便陸續展現其專才。而這二大主題也成為老人畢生思索的課題、致力的方向,譬如他在解釋1950年閉關的緣由時曾說:「我這次掩關自修,既不專念佛,也不專參禪,我想從如來親宣的廣大經藏海中,探求得佛教真實義理的崇高、圓融的最高原則,以做為將來行世攝化的準繩。同時,現代的僧制太不適合潮流了,我想根據佛陀的遺教,參合古今大德們的訓示,研擬出一個能夠配合新中國的僧制大綱,以為將來改革僧制的張本。 」

可見,其閉關是為找尋「行世攝化的準繩」以及「改革僧制的張本」,而這二個問題實是相輔相成,有了行世攝化的準繩,也必須有與之相應的僧才,才能完成行世攝化的目的。而東初老人推究現今社會混亂的源頭即在於中華佛教文化的崩壞,而中華佛教文化的崩壞亦在於中華整體文化的崩壞,所以他擔負起復興中華佛教文化導師的角色,除支持青年法師多讀書,並設立「佛教文化獎學金」鼓勵青年僧尼進入一般大專院校或赴國外深造充實世學,還創建中華佛教文化館、影印《大藏經》,創辦《人生》雜誌、《佛教文化》季刊,出版的文物圖書更是不計其數。

後來他自己還完成了三部佛教歷史鉅作:《中日佛教交通史》、《中印佛教交通史》、《中國佛教近代史》,為佛教的原型及歷經不同時間、地域而轉型的佛教,做了一番深廣兼具的爬梳,使讀者在遞嬗興衰的佛教發展中,體會其中不變的真精神。

但東初老人除文化、教育外,對慈善亦無偏廢,自1956年中華佛教文化館落成起,每年都會舉辦冬令救濟。老人深覺佛教雖以慈悲為本,但很少以行動彰顯此一精神,故決意發動各界善信,募集冬賑米,發放北投、淡水、三重、宜蘭的貧民、無依軍眷等。並且在發放之前,親自率領受賑人念佛、繞佛、開示佛法,普受皈依,與一般社會的慈善工作已大不相同。

其實不論文化、教育或慈善,背後都蘊涵著東初老人對佛法深刻的體會,即如他在《人生》雜誌「創刊號」編後語中所說:「不厭世,不求個人解脫,只基於人群社會需要,應如何做人、應如何完成人生所有善行,保持人生行果不失,人類社會有了完美人性為基礎,再進修大乘佛教的德性;研究做人的方法,將成為本刊唯一的宗旨。」可見他認為佛法是不離人間的,唯有放下自我,念念為眾生的行果著想,才是佛法真正的落實。而從他的一生行誼,我們確實可見其踐履此思想的生命痕跡。

真誠果敢的生命情調

東初老人有上述的弘化成就,一方面緣自於他的獨特見解外,另一方面也是早期的文化館,來自於其真誠直率的個性及果敢明快的作風。而這樣的個性及作風,在當時動盪不安的社會背景中,愈顯得鏗鏘有力。最明顯的例子,便是在1949年,攜帶「中國佛教會」牌坊自大陸轉進台灣,使得佛教在台迅速發展起來,並保障了來台僧人的身心安全,其護教的形象,在人心不安的當時愈顯得蓬勃有朝氣。

但一般人提起東初老人,總認為他「為人太精明,不易相處」。然而「精明」是由於他的節儉,而「不易相處」恐怕就是來自於他的直言不諱。

東初老人的節儉,可以從他一塊豆腐乳分二餐吃看出。老人的行事雖有其原則,但絕非食古不化,譬如有一次慧嚴法師上山拜訪老人,結果卻因車子難等而遲到。老人知悉後,即不以為然地搖搖頭說:「你們為何不坐計程車?賺錢是為什麼?你們不會想到用錢來買時間嗎?」可見老人並非一味節儉,而是以事情的輕重緩急及用得是否有價值來衡量,但一般人總是見他東扣西扣的省錢,便覺得他過於精明、吝嗇。

東初老人對世事的確有其獨到的眼光,譬如他對金錢與學問就有自己獨特的一套理論,他認為:「對金錢的態度是口袋裡要有,腦袋裡要沒有,如此則不生煩惱,能省則省,自利利他,皆大歡喜;對於學問的態度是腦袋裡要有,嘴巴上要沒有,如此則免遭非議,水到渠成,實至名歸,自助助人,功德圓滿。」

這樣的人生智慧是緣於東初老人對現實的認識,進而不為現實所惑而運用現實。這一點佛教教育工作者張曼濤居士說得最透徹,他在〈悼東初法師〉一文中就指出:「實際上,他有看透了這現實一面的表現,也有他讚賞現實一面的表現,所以他善於做事、理財又善於弘法利生。」

即因老人能看穿現實,對於入世、出世的外相均不執著,所以才能充分運用現實來弘法利生,也不會流於自了漢的修行。

所以,對於生活在夢幻現實的人們,東初老人經常以「做大夢」這句口頭禪來揭穿,譬如有一次樂觀法師與老人談到當時台灣很多青年僧尼都急於赴美國弘法,對此老人便評了一句「做大夢」。他說:「要向外國人弘法,必須要有英語、英文知識,試問:這些年來,去美國的那些阿彌陀佛們,其中有幾位是具備這二個條件的?」又說:「我不反對去美國弘法,只是不贊成那些聾子、瞎子、啞子去美國出呆相。」

東初老人的見解實際,促使人直接面對問題,但因他總是直言不諱,有時的確讓人承受不了,因此得罪許多人而覺得他不易相處。
聖嚴師父就曾說過:「(他)對教內不平之事,教我用筆名出面聲討,我則覺得那是多管閒事,犯不著的。他老人家卻說:『大家不管閒事的話,佛教界豈非黑白不分了嗎?』」可知其不近  人情是在於看破人情,而背後更是滿懷護教的熱忱。


諄囑弟子多結人緣,自立當家

東初老人真誠果敢的行事作風也表現在對弟子的教導方面,老人對於青年才俊一律十分愛惜,不論是否是自己的弟子,均會給予鼓勵甚至金援,但仍是給其所當給,即如煮雲法師所說:「老人的脾氣是很強的,他不想給你,你怎樣也要不到;如果他要給你,任你如何推,也得收下。對子孫也是這樣,你有辦法,他就不管。總之,老人是不做錦上添花的事。」

又譬如東初老人明知聖嚴師父的興趣是在讀書、寫作,但卻經常耳提面命要他多做事:「你已三十多歲,正是做事成就人的時代。」又說:「你的智慧已夠應付得過,就是福報差點,要多做事,多培福澤。」表面上看起來,好像是東初老人不顧弟子而一昧主張,但其實這是出於一種慈悲。老人基於自己對世事的洞見及對弟子的瞭解,針對弟子的問題應機而教。

總括來說,東初老人希望弟子們要做復興佛教的實行者而非理論家,因他「深覺宗教存在的價值只是精神熱忱(意志、願心在內),不在學術文化。

儘管釋尊說了三藏十二部經典,但其重心仍然在道──精神。」因此,當聖嚴師父要繼續攻讀博士學位時,老人即寫信給師父:「汝當做大宗教家,切勿為宗教學者。」師父不但將這二句話懸於他的宿舍,甚至今天在創辦僧伽大學總時,也以培養學僧宗教師的精神為最大的目標。

另外,東初老人最強調的是自立更生的能力,在聖嚴師父二次出家的那天,老人就曾對師父說:「當好自己個人的家,便能當一個寺院的家,能當一個寺院的家,就可以當天下眾人的家了。」其對弟子的經濟教育,就在「自力更生」四個字。

聖嚴師父曾詮釋道:「東初老人養育子弟採用的是『養蜂』的方法,而不是『養金絲雀』的方法;『養蜂』是使蜜蜂自行去採花粉,釀蜜以利人食;『養金絲雀』則供給食料,而使金絲雀失去向自然界尋生活的能力。老人要子弟自行設法解決自己的問題,唯有必要時,方予援助;正如蜜蜂在其能力所飛達的範圍內無花粉可採之際,蜂農便帶著蜂箱,遠適他鄉有花之地。老人以為接受布施與布施給人,皆是結緣;以培植自己的緣來解決自己的問題是最可靠,也最親切的。老一代有其因緣,小的一代亦必有其因緣。訓練我們培養自己的善緣,亦正是訓練我們瞭解善緣之可貴,助緣之不易。」

而這樣的教育方式對弟子來說或許很辛苦,但個人的收穫卻最大,對此聖師父亦多有所感:「他要我多做事,使我學會了做事的原則,而且事無論鉅,均願親自來做,所以端不起做大法師或大和尚的架子。他要我當好自己人的家,所以我學會了不向任何人借錢,但卻每每都在絕處逢生,未被金錢住。我想做事想達到的目的,也都一一完成。」

可見東初老人給予弟子的雖不是立即的實質幫助,但在尋找出路的過程中卻開發出無窮的力、體會佛法的真神,所以給弟子的永遠的寶藏,其方是創造而不是形塑身為東初老人弟的聖嚴師父,無論思想與精神層面都到老人佷大的影響雖因個人的氣質生不同,作風自然有不同,但做為事業向的思想及行事動的精神,卻不得不說受到老人很大的啟發。

東初老人對聖嚴師父最重要的影響莫過於精神上的啟發,此精神可分二個部分,第一即是簡單樸實的農禪家風與自立更生的精神;第二則是無私奉獻的宗教家精神。這二樣精神,在老人的耳提面命下深深印入師父的人格中,而師父在教育弟子時,也不斷強調這二種精神。


弘化事業與精神的傳承

東初老人的一生為法為教,無須臾片刻不為佛教的前途思考。1977年12月15日下午五點,老人一如往常用晚餐,僅吩咐侍者翌日早上不用為他準備早點,用餐後沐浴即登樓回方丈室休息;等他的皈依弟子王小芳上樓準備向老人請益時,才發現老人已端坐在沙發上去世了,其間不過數分鐘的時間。生死之間如此雲淡風清,足見老人修行之力。

綜觀東初老人一生的建樹,在於文化、教育、慈善三方面,而今聖嚴師父除繼承老人的遺志外,並與時俱進有了許多創新,例如《人生》雜誌從報紙型改為雜誌型,且幾經改版;中華佛學研究所的創立也可說是繼承老人創立佛教史研究所的願心,《大藏經》如今已邁入數位化的階段,提供全文檢索查詢,不僅得以更為準確、完善地保存經典,更有助於佛學的傳播與研究;老人創建的中華佛教文化館將成立「生活禪影像館」,運用現代科技展現佛教文化;老人於1956年開辦每年一度的冬令救濟,至今未曾停止過。如今法鼓山的創建,即可 說是老人精神的全部展現。

雖說東初老人已於1977年離世,但其傳承的弘法事業及精神卻不停地成長,而這個延續不僅在聖嚴師父身上,也在每一個弟子、每一個佛教徒身上。今人於回溯整個佛教史的長河,感受其湮漫壯麗之際,毋忘細目定睛看去──其中,是前人一言一行的夙昔典型,是所有佛子的虔敬之心,由致涓滴而成,使得法流清淨、法脈不斷。(文/齊秀玲)


摘自 法鼓山年鑑總論 1989~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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